（本文写于2015年4月11日）
他考究地扶起宽大的袖口，斟了两小杯七分满的红茶。
“品茶的时候不能想着工作哟”，他这样对我说，“何况是这样的雨天。”放下茶壶，盘腿坐在拜垫的另一端，与我一几相隔，眯着眼看着窗外。向外努力伸展的房檐一缕缕地淌着雨，潮湿的木质有腐烂的预感。
我们经常在无所事事的午后闲谈，谈一些我们谁都不懂的事。这个习惯自高中开始，直至今日。准确地说，是直到他回到日本（他的家乡）工作。之后这样的机会就变得很少。不过一有机会，我还是十分愿意来到他的住所，和他聊上个把钟头，仍然不失为忙碌的生活中难得的快乐时光。每一次他欢迎我的方式也都有所不同，我已经领教过他的甜点手艺，上一次我造访时他准备了糯米里面包红薯馅的食品，说叫和菓子，应该是那里的传统甜点。有时则全不顾会客之礼，信手抄一道数学题给我解（或给我证）。对于我——一个二流杂志的校对而言，最近一次接触数学，除去杂志上那篇关于女性三围与身体机能换算的投稿以外，就只能追溯到大学时光。十年前的我还是一副骄傲的样子，每每使出征得同学喝彩的新奇的技巧，也常把已知的抽象结论具象成有趣的比喻和段子。那时的我们往往因为一个数学证明争得面红耳赤。而阔别十年之后，再想起所谓数学，更像是一种禅啊道啊之类的东西。所记得的什么什么向量张成空间，哥德尔不完全定理，也都像变成了“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”和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一样的模糊的东西。只有他还和当年一样，像是《孔乙己》里的孔乙己，不厌其烦地纠正我的每一个细节错误。直到发现我对学问的记忆已经连不成片才悻悻，缄口不谈，倒一杯茶望天。而今天迎接我的则是纯粹的茶道知识了。他是好为人师的那种人，而我也不讨厌让他做我的老师：一来他的娓娓道来还是颇为动听，二来我还可以时常享受一下挑战权威的乐趣。
他抿了一口茶，看着窗外的雨没有说话。 相对于他多彩的生活，我不禁为自己的单调和局促感到伤悲。按说我们是不会相互嫉妒的一种朋友，因为他远高于我；而高处不胜寒又往往需要某个地热来取暖，偏偏我又是一个机灵、敏感、时常给他提供一些奇怪灵感的地热。现在我却着实有些恐慌，感觉属于自己的那些奇怪灵感也在随着单调的日子偷偷溜走。恍然回神，雨又不知下了多久。路上已经积了薄薄的一层水，一个穿着校服的女孩匆匆走过，书包顶在头上，衣角被举过头顶的手臂带着上扬，又被雨滴打落。短裙下白皙的双腿踩着土气的校服皮鞋，打扰着水银一样的街道。两个校服男孩打着伞从街对面走过，互相推搡着笑骂，却最终因为害羞没有把伞递给她。我笑笑，他看了看我，脸上倒是出人意料的平静。
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场青春恋爱喜剧是很难的。他很幸运地有过一段，在我所知的故事里，也就和芸芸众生一样无疾而终了，在这一点上他并没有比谁更出众。 他并没有向除我以外的人显示他的难过，我很可怜他，同时也被他对我的信任感动着。那段时间他变本加厉地演算题目，只是鉴于他一贯的用功，他的变本加厉在旁人看来毫不稀奇。于是他愈加地觉得不被人理解，愈加卖力地演算。后来在一个我们共进午餐的中午，我们在雨后初晴的运动场上散步时他对我说，”我发现如果用曲线系的方式去做解析几何的压轴题会特别奏效“。我笑着给他取了外号“沃尔夫斯凯尔”。之后的日子一如往常。然后我们在那一年的六月参加高考，去了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学校。
他嘟囔着，说了一些连不成句子的话，打断了我的回忆。仿佛他在尝试着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，向一个文字校对解释他在实验室里经历的种种趣事和烦恼。使我想起他曾经说，爱因斯坦是不屑康德的学说的，然而哥德尔证明了广义相对论和康德哲学的一致性。一个优秀的科学家应该抛却对某个想法的执念，相信证明和推理，不为了自己的失败伤悲，反而应该为共同发现了真理而雀跃，说得好像一个理性的人就失去了他难过的理由。我笑着喊他，还记得吗，沃尔夫斯凯尔，你不应该为自己脱离了一段失败的感情，发现了新的世界而雀跃吗。他说滚你妈蛋。
如果接受新的真理是痛苦的，那或者一辈子执迷不悟的人是幸福的，离真理一步之遥的人也是幸福的。我问他，做了研究员之后，最喜欢的一句话是什么。他沉默许久，说， “Wir müssen wissen. Wir werden wissen.”（我们必须知道，我们将会知道。）
我知道，他想说难得糊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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